回不回家过年

回不回家过年

过年回家。这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选择。

套用一下那个风靡一时的句子:当我们谈论回家的时候,我们在谈论什么?

我们曾经谈论的是团聚、年夜饭、鞭炮和春晚。而如今,这一切都变了。我们首先必须谈论的是“春运”。这个中国特有的词汇已经成为了纠结的同义语。它变成了当下过年回家路上的一道屏障。

跨越第一道屏障,当我们历经艰难终于抵达故乡的时候,突然发现,眼前的村镇与记忆中的故乡相去甚远,“家”已经面目模糊。衰弱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等着归人,而已经适应大城市的人们由此觉得故乡越显凋敝。

而当我们再进一步走入家门,与那些留守的亲人团聚的时候,又不得不面对在这个大变革时代中人际关系的疏离。疏于来往的亲戚间浮于表面的寒暄,从各地回乡的人之间暗含机锋的攀比,原本热望的团圆场景都被淹没在一场场雷同且漫长的宴会中。金钱和礼物最终变为回乡者更大的负担。

 回家的路途上,似乎有着越来越多的阻碍。回家已经变得需要思量。

  乡关不再

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,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,她在2008年和2009年,用近5个月的时间深入河南乡村调查采访,完成了十多万字的纪实性乡村调查《中国在梁庄》。

  梁庄是她的故乡,她曾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。

 “故乡是被抛弃的。”梁鸿说。

梁鸿走访了各地的梁庄青年,想听听他们在异乡的生活,但一见面,老乡之间的话题一下子就落进故乡里,聊了一天,都是在回忆梁庄的故事,张家长李家短。

在异乡,谈论家乡成为一个情感按摩的工具。在人们百无聊赖的闲侃中,故乡一次次被升华,成为具有抽象味道的情感释放的地方。

  但真正让他们回到故乡,也不愿意。

“农村现在是没有吸引力的。我们都在建设大城市,年轻人离开故乡来到城市,带着梦想,追求大城市的幸福,他们中很多人的期望是,在大城市定居,过上体面的生活,若干年后,这里会成为自己孩子的故乡。”梁鸿说。

  这样的愿望要实现却很难。

梁鸿的一个堂侄在北京打工多年,现在是某大学食堂的员工,一个月3000多元的薪水,在很多梁庄人看来,很不错了,够体面的了。

有一次,梁鸿和他吃饭,酒过三巡后,这个侄儿有些激动,当梁鸿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时,他说,不回故乡。他解释说,回故乡啥事也成不了,日子过着没劲。

然后他就跑出去给还在梁庄的爷爷打电话,爷爷快90岁了,耳朵背,他就抱着话筒提着嗓门喊话,土里土气的方言,完全放开音量,在旁人听起来,像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。从屋里面跑到屋外,从屋外跑回屋里,电话通了十来分钟。其实,这次通话,爷爷在那边几乎没有说话,只是不停地嗯哈,间或发出衰老的轻叹声,孙子在这头叽里咕噜说了好半天,挂了电话,眼圈都红了。

“我就想给我爷爷打打电话,我就想听听我爷爷的声音。”这位侄儿说。

“不回故乡”背后,其实依旧保留着剧烈的不舍和某种不甘心,“在外面混,大城市里打工挣钱,累,日子过得不易,但不这样又能怎样,谁让故乡穷,谁让挣钱的地儿都在大城市里呢?”

  我们都没有故乡

专栏作家十年砍柴前不久写了一本回忆故乡的书,《进城走了18年》。他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段话:“岁月偷走了青春,记忆依旧年轻,离乡路上的那些风景,是永远消逝的耕读文明。”

十年砍柴是湖南人,本名李勇,18岁负笈北上,至今22年。

李勇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 自己大概每年要回去一次故乡,有时还一年回去好几次。多数并不是春节,而是利用公差顺道看看父母。

“我们三兄弟都定居在外省,只有姐姐姐夫一家在老家湖南陪着父母,父母也不愿意离开故土跟着儿子们度过晚年,他们坚信只有终点停在故乡、停在老宅的人生,才是圆满的。”

他最近一次回去,是2011年清明,哥哥也回来了,弟弟因为距离更远没有回。他们去爷爷、奶奶的坟上挂青——将纸幡插在坟头上,将坟头上长了一年的荆棘茅草割干净。

李勇说,“一提起故乡,我首先想到的是村门口的一眼井。”他对这口井记忆最深,它不仅是全村二十户人畜最重要的水源,而且也是全村最重要的公共财产,在祠堂、族谱被迫消逝的数十年里,它是维系村里人的精神纽带。

这口井离他家有三十级陡峭的台阶,兄弟姐妹品尝农家生存之苦,也是从这口井开始;对于李勇来说,关于这口井的记忆还和爷爷的死联系在一起。

读五年级的时候,爷爷患脑溢血去世了。“我妈和我婶子按照当地的风俗,拿着纸钱,到井边点燃,然后大哭。”这叫“买井水”,告知井神,某个人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,他不再喝这口井的水,感谢井水滋养了他的一生。

“后来我在想,这种仪式还有一个功能是告知,家逢丧事,不可能一家一户告知,请帮忙。井边一哭,这个消息传出来了……”

李勇每次回去,都会听父母讲哪位爷爷或叔辈又走了,村里熟悉的人越来越少了,那些孩子们,他不认识他们,他们也不认识他。

“他们父亲,是和我一起长大的一代人,多数在外打工。”李勇说,整个村落,已不复是一个生态完整、充满活力的系统,而是残缺的、停滞的,安静得可怕。连牛羊的叫声都少了,童年时最常见的“日之夕矣,羊牛下来”的景象很难见到了。

然而最令他感到无法忍受的是,这次回乡,他发现村口的这眼井也几乎废弃了。

 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“沦陷”

在一些地方,比如苏南,乡村和县城都在招商引资中变得工厂林立,当地居民也颇为富裕,年轻人可以在家门口的工厂上班,他们不需要背井离乡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留住故乡。接受采访时,很多人感叹,就算故乡始终在身边,也早已变得不一样——城市大拆大建,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,在一系列的政策命令下,无论乡村还是城镇,都急急忙忙地改头换面,新楼房新街道新超市新的河堤新的桥梁,原本熟悉的地方,反而有些陌生。一位接受采访的人说:不夸张地说,现在回家,都要带地图了。

一位曾到苏南昆山采访的记者描述说,当地政府在“提前实现全面小康”的口号下,打算让村民都能住楼房,于是一个个村落被规划整合成整齐划一的新式小区,然而那些突然被迫搬进楼房的村民,住进新房的第一件事却是拆掉煤气灶,在贴着瓷砖铺着地板的厨房里砌一座老式锅灶,然后在墙壁上掏出个洞,伸出一截铁皮制成的烟囱,他们依旧习惯炉火从炉膛舔出来的感觉,那才有生活的意思。他们也会将在高高的楼房的窗户外,照旧例挂上一张竹匾,或者一面镜子。

故乡说起来很抽象,其实不过是一个个具体的细节,一个能够让人想起来觉得温暖的地方,一个可以包容亦可供成长的环境。然而,多数当代中国人,却只能怅望乡关,不可回,无法回,抑或,回去,亦不是故乡。

但是,这一切障碍都只是最终显示出的微小结果。难购的车票、“沦陷”的故乡、异化的人际关系,这些背后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。

中国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城乡二元化分割,以及东西部巨大的经济差异。经济、文化、医疗、教育等各种资源向一线城市聚集。由此,人们纷纷涌向北上广深等大城市,寻找出路。而进城者的父辈们却不能或不愿一同迁往城市。所以,一年一度的春节演绎着一场场悲壮的长途迁徙。无论对于社会抑或个人,这样人类史上的奇观都耗费巨大,让人们身心俱疲。

需要改变的是中国严重的资源配置不平衡。那些中小乡镇和城市如果能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资源与发展,人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地就会有更多选择的可能,不必千里迢迢奔赴少数几座城市。如此,回乡路才不会如此艰辛,家庭关系才会得以修补。回家,对我们来说将真的变得温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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