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年不花钱

一年不花钱2009年一年,马克·博伊尔(Mark Boyle)一分钱都没花。这一年他是怎么生活的?从他给本刊记者的邮件可以简单总结为:住篷车,自己种菜,出行靠走路、公交车或骑车,仅用3件电器——电灯、手机和笔记本电脑,它们的能源来自太阳能电池板。“不仅不花现金,还不用信用卡、借记卡等其他形式的货币。”

博伊尔通过废物利用组织得到一位女士捐赠的篷车,然后与布里斯托郊区一家有机农场的主人谈好,每周为其做3天义工,得以在农场中安“家”。按他以前的薪酬标准,他租得起带阁楼的顶层公寓。日常生活费用是这么解决的:“煤气罐改成采暖炉,做饭的灶是用两个金属橄榄油桶改装的‘火箭炉’,它们都烧柴禾,农场里树木茂密,自然落下的树枝足够用。洗澡,夏天在河里,天凉就用太阳能淋浴器。肥皂是自己种的肥皂草,牙膏是乌贼骨和野茴香籽的混合物。如厕是难题,我造了间堆肥厕所。”堆肥厕所又叫无水厕所,类似中国农村的旱厕所,不用水冲,利用微生物降解污物形成有机肥,很干净没有异味,也适合建在城市住宅里。卫生纸是当地出版的报纸,博伊尔还用过印有自己新闻的报纸。

他说:“食物来自4个渠道,农场里自己种的,野外长的浆果、蘑菇、坚果,当地商店、餐馆丢弃的未变质食物,我用劳动交换的。实验最后一天的早餐是麦片粥,是我为别人干活换来的。午餐是面包、黄油,都是商店扔的——这些食物从来没让我生过病,现在人们对食品安全太过敏,免疫系统都变得脆弱了。晚餐是自己种的蔬菜。”

他是“自由经济社区”(Freeconomy Community)的发起人,2009年他组织了一个社区派对,请BBC美食节目主持人为250名来宾做了3道菜,所有食材都没花钱,一部分是当地野味,一部分是餐馆商店不要的食物,啤酒则用本地植物酿造。

整个计划唯一花的一笔钱是用于安装太阳能电池板,360英镑。“手机,我只接听,从不往外拨。”

“不花钱就要花时间。洗衣服,要先在火箭炉上煮2小时坚果,制出洗衣液,再在冷水池子里手搓,用洗衣机只需半小时。处理厕所里的堆肥,更比按下马桶水阀麻烦得多。他人觉得我把‘生活’变成了‘生存’,为此浪费了很多时间。我确实把很多时间耗在了给自己制作面包上,但他人的时间又拿来做了什么?不过是坐在所谓的起居室里看电视真人秀。”

30岁的博伊尔自诩不是嬉皮士,不是愤青,“不花钱”计划执行之前他是有机食品公司的高管,体面的中产阶级,只是不爱钱罢了。由于是商学院出身,他对“借明天的钱今天花”等消费主义论调持警醒态度。他算得上是反物质主义者。据消费文化观察家、作家琳达·格兰特(Linda Grant)的分类,现代反物质主义者分绿、红、蓝三派。绿派出于环保等显而易见的原因不愿消费;红派站在激进的政治立场,认为消费拉大了贫富差距,消灭贫富差距犹如反恐战争是场持久战;蓝派常常会感受到过度消费带来的犯罪感,出于自我修行、平衡内心而减少消费,比如当年的物质女郎麦当娜,她说自2006年起圣诞节就不再给孩子们准备礼物,“没有了礼物,我们反倒能更好地享受节日”。博伊尔显然属于绿派。

“7年前,在爱尔兰上商学院最后一个学期,我偶然看了一张圣雄甘地的DVD,甘地说的‘欲变世界,先变其身’给我很大触动,只是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”毕业后,博伊尔来到英格兰西南部城市布里斯托,先后做了两家有机食品公司。到2007年,他发现,仅提倡“道德经济”远远不够,有机食品业也存在传统工业的缺陷,如过度包装、食物里程过长、巨头兼并独立小品牌。“我们日常关注血汗工厂、对环境的掠夺性开发、工厂化农场、动物试验等问题,犹如西医看病,治标不治本。根子之一在于消费者和消费行为彼此孤立,消费者完全不理解消费品的生产过程和意义,也就毫不顾及消费行为对地球的破坏。如果自己种菜,自己做家具,自己过滤饮用水,就不会轻易浪费它们。金钱拉开了消费者与消费品之间的距离。”

2008年11月底的某天早上,博伊尔听到一条金融高管谋求私利导致次贷危机的新闻,做出一个决定:一年不花一分钱。2009年过去了,他决定继续这么过下去,不花钱生活得挺好。他发现,以往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实际上并不需要。“今天西方世界的观点很怪异,你要是没有等离子电视或者iPhone手机,那你就是极端分子,人们就会孤立你。”

博伊尔并非要通过“不花钱”计划证明金钱的罪恶,也不是号召所有人放弃消费,而是要实践他的自由经济理想,并证明他对人性的信心,“在一个没有金钱的体系里,人们信任、关心对方。除了钱,人们彼此的信任和友善也能带来安全感”。这一“我为人人,人人为我”的理想曾经被现实挫败。2008年1月,他计划花2年半时间从布里斯托徒步走到1.2万公里之外的印度西部港口城市博尔本德尔——甘地的诞生地。他不带一分钱,全程用自己的技能与当地居民交换免费食宿。顺利走过英吉利海峡,刚到加莱,就碰壁了。在法国,语言不通,人们怀疑他的动机,看他是揩油的背包客,不愿跟他交换。饥寒交迫的博伊尔不得不坐车返回英国,他还是“沾了钱”。坐在车站的长椅上,他决定修正自己的做法:回到布里斯托,先从本地社区做起。

“自由经济社区”其实是物物交换经济的一种实践,2009全年博伊尔没有花钱,很多生活需要通过物物交换解决。社区的会员们将自己的技能在网上列出来,彼此分享、交换,比如理发师给机修工理发,后者则给理发师修自行车,还可以以物换物,一切行为都不涉及钱。社区经营得很成功,目前有119个国家的1.5万名会员,大家贡献约30万种技能。2009年,博伊尔在布里斯托买下60英亩土地,准备建立一个“自由经济村落”,招募15?20名村民。村民参与工作,没有薪水,但可以获得免费食宿。申请人已近百名。

建立物物交换型的社区,博伊尔不是第一个,德国女性施维尔默(Heidemarie Schwermer)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了一家物物交换商店。相信物物交换经济能洗刷金钱带给世界的罪恶的人都身先士卒,施维尔默已有14年没花过钱了,除了买火车票。

施维尔默曾是中学老师,1987年移居多特蒙德。多特蒙德位于老工矿区鲁尔,失业、无家可归的人口居德国首位。她认为,有人因为经济原因被社会抛弃,成为流浪者,似乎钱成为他们重返主流社会的障碍,实际上完全可以不用钱,关键在于“你要让你这个人变得有用。任何人,不管是否贫困、失业,在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位置”。为了帮助他们,施维尔默开了一家交换商店。她有精神治疗医师证书,开店时需要的玻璃就是她替玻璃店老板做治疗换来的。这家商店至今还在经营。

在交换的过程中,施维尔默觉察到生活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。1996年,她开始一个极端的计划:一年内不花钱。她放弃了自己的公寓,靠替别人做家务换取食宿。对生活中“物”的要求降到最低后,她“只需为我喜欢的东西工作,对幸福快乐反而有了深刻的认识”。于是不花钱的期限被无限延长。现在,67岁的她在全德国漫游,全部家当是一个黑色手提箱,连照片都没有,“我不需要照片”。还有200欧元为应对紧急情况的积蓄,和只够买一张火车票的现金。她没有存养老金,有钱就散出去了,包括两本书的版税。每到一地她住在当地交换组织提供的空房间里,她做清洁工作来交换。她多年没有和两个孩子一起过圣诞节了。她甚至连自己的葬礼都换妥了。她跟一位开明的牧师谈好,她向死者遗属提供心理辅导,以换取自己的葬礼费用。全德国,只有铁路公司的经理免疫力强大,能抵制她的交换游说,所以她还得有买车票的钱。

施维尔默说:“21世纪,跨国公司和媒体鼓吹消费至上,如果你不消费,就会被社会抛弃。于是人们害怕‘失去’,拼命买东西填满家里的、内心的空间。讽刺的是,囤积了大量物质非但不能带来满足感,反而让人孤立起来,不再与他人沟通交往。我过着正常的生活,只不过没有钱。西伯利亚、非洲也有人这么生活,他们能够生存下来,是因为他们互相帮助。”

从前开交换商店,现在的不花钱生活方式,施维尔默都奉行“先给予,再获得”的原则。日常生活中她穿着整洁,很有亲和力,多得交换方的喜爱。但14年来总有人批评她挑衅社会制度,是变相乞讨。由于不愿被人谴责说她在向社会乞讨,她连医疗保险也没有。“我逐渐认识到,这不仅是给予和回报的问题,而是另一种生活方式有没有可能实现的问题,是当我们抛弃身边的财物引发了深层恐惧的问题。如果你认为我们的生活体系只有资本主义一种,那就太荒谬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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