了自己嘛!

吴组缃(1908-1994)被称为一位智者。在他的弟子刘勇强眼里:“吴先生非常敏锐,很有智慧,聊起天来,滔滔不绝、神采飞扬、妙语连珠。”

他同时又被称为一位勇者。子曰:“吾道一以贯之。”吴先生的“尺度”.也始终一以贯之。“他从不会因人而变、因事而变、因时而变。”北大中文系教授孙玉石评价道,“他有一个导师应有的尊严,他尊重自己的尺度。”

1929年,吴组缃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,次年转人中文系。毕业后,在清华研究院继续学习,但没读完研究生就离开了。他的传记记述到此往往语焉不详。就此,吴先生的弟子张健曾特意向他探询过其中原委。

据吴先生说,读研究生期间,他曾选了国学大师刘文典的六朝文学课。在学期作业中,他骂六朝文学是娼妓文学,刘教授非常生气,就给了他一个不及格。但刘教授同时也托人带口信给他,说只要他改变观点,就可以让他过关。
当时,吴组缃已经结婚生子,全家要靠他的奖学金生活。一门课不及格,就意味着拿不到奖学金,而拿不到奖学金,全家人的生活就没有着落,也就意味着他不能再继续学业。但吴组缃硬是没有收回自己的观点,结果不得不中断学业,经人介绍到中央研究院供职。
和吴组缃有过长期交往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方锡德讲过一件小事:20世纪40年代,吴组缃曾应聘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,当时是在学期中间,校方希望他开半学期的课,但要支付给他整学期的薪水。吴组缃当即表示:“这样怎么行我明明只上了半学期的课,怎么能拿你们一学期的薪水”

“文革”期间,吴组缃自己被打成了“牛鬼蛇神”,夫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。但他在军宣队召集的一次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,仍然坦率直言:“想起这场革命,我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”当时许多人很为他着急,怕他挨批,因此劝他承认这个说法不妥,以便了事。但吴组缃执意说这就是他的原始感觉,最终也没有改口。

1985年,刘勇强考取吴组缃的博士生,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先生,就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那天,正好有一个外地学者来拜访吴组缃,拜访者编了一本清代学者纪昀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选注本,想请吴组缃题签。但吴组缃看后,直率地对那位学者说,自己认为他对纪昀的看法并不妥当,所选的篇目也不理想,因此,不能题写这个书名。

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曾经说过一句名言:“人是万物的尺度。”他因此被很多人称为“诡辩派”的鼻祖。有些时候,吴组缃倒确实像是一个“诡辩家”:尊重自己的尺度,很多时候固然需要原则和勇气,但另一些时候,则需要机敏和智慧。

吴先生烟瘾很大,茶几上随时一字排开数十只形形色色的烟斗,以备轮番取用。子女多次劝他戒烟,但他总是不接受劝告,而且还发明了一套“以毒攻毒”的理论。张健就曾当场领教过“这个固执、可爱的老头”,振振有词地对子女们阐述他的“以毒攻毒”论。

吴先生的儿子吴葆刚一直认为,“父亲对事物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和见解,从不人云亦云。”一次,他告诉父亲杂志上讲竹笋虽然好吃,但主要是纤维,并没什么营养。他父亲立刻反驳道:“熊猫只吃竹子,可是长得胖乎乎的,怎么能说这东西没有营养呢”

“他时常会流露出一种纯真之心。”刘勇强回忆说。有一次,他陪吴先生经过未名湖,看见有个女孩儿用小石子打水漂。于是吴先生很认真地说:“这怎么能行呢如果人人都这样,岂不是要把湖填平了”

季羡林曾经这样描述他这位老友:“池塘边上,一个戴儿童遮阳帽的老人,坐在木头椅子上,欣赏湖光树影。”

现在,池塘边的木头椅还在,只是戴儿童遮阳帽欣赏湖光树影的老人不见了。

别了,司徒雷登

司徒雷登(1876-1962)美国人,基督教传教士、教育家、外交官。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及校务长、美国驻华大使。

这是一个奇怪的洋人,他在中国很有名,在自己的祖国却默默无闻。

1949年8月2日,这位73岁的瘦高个老人,黯然离开中国。8月18日,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著名文章《别了,司徒雷登》,该文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。从此,“司徒雷登”成为一个失败的符号。

然而,历史学者林孟熹告诉我们:“整个20世纪,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,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、文化、教育各个领域,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。”

司徒雷登曾说自己“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”。从血统上讲,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,父亲是美国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,母亲也是美国人。但他出生在杭州,从小说的是杭州话,11岁时回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,邻里小孩嘲笑他是个不会说英语的“土八怪”。1904年,年轻的司徒雷登像当年他的父亲一样,带着新婚妻子回到杭州,开始从事传教事业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,在队伍最前方高呼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。

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,突然接到燕大请他火速返校的急电。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,组织请愿团赴南京,燕大学生宣布罢课。学校里的多数外籍教授反对学生罢课,而未南下的学生与中国教授们坚决不许开课,双方严重对立。司徒雷登匆匆赶回后,立即召开全校大会。一些人以为,作为校务长,他是绝不会支持罢课的,不料司徒雷登却说:“我在上海下船时,首先问来接我的人,燕京的学生是否也来南京请愿了,我听到答复‘是’,这才放心。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请愿,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!”

抗战期间,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,曾被囚禁达4年之久。

1946年,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。当时曾有人这样评价他:“既是政客又是学者,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。”

曾为燕大学生、时任燕大教员的冰心这样赞扬自己的校长:“这团体上上下下、前前后后,总有上千上万的人,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、婚、病、死四件大事里,都短不了他。为婴儿施洗的是他,证婚的是他,丧礼主仪的也是他。你添了一个孩子,害一场病,过一次生日,死一个亲人,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,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,第一个欢迎微笑,第一句真挚的慰语,都是从他而来的。”

据近年披露的史料,司徒雷登在离开中国前夕,曾与中共高层秘密接触,甚至计划好了前往北京,磋商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事宜,但最终被召回,未能成行。

不论司徒雷登当时的政治倾向如何,但他在那个历史转折关头,力图避免使中国与美国乃至西方完全隔绝所做的努力,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更加理性的选择。

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,晚年寂寞而凄凉,被国务院下“禁言令”,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,因患脑血栓,导致半身不遂与失语。

他的遗愿之一是将骨灰送回中国,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。不过这一心愿未能实现。

2005年1月3日下午,未名湖畔,一只寒鸦掠过临湖轩;那是当年司徒雷登校长为年轻教员冰心和吴文藻主持婚礼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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