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人的幸福

追求幸福,个人的还是集体的?

追求幸福,永远是人的天性,或者说本能。可是对于幸福的界定,幸福的表达,幸福的实现,各人却往往有不同的看法。在中国文化中,常常把直接追求幸福的动机称为逐利,功利,而间接求利的动机才可能是求义。所以过去的主流思想很忌讳谈个人幸福,毛主席曾说,“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,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。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。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,而是为了去享乐。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。”(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》,一九二九年十二月)

德国汉学家鲍吾刚在《中国人的幸福观》里指出,这种压抑个人幸福而追求集体幸福的潮流,背后隐藏着另一个关键问题,幸福是此岸的还是彼岸的?许多神秘主义者都描绘过放弃小我、同时进入一个更大的自我的愉悦感,个体灵魂的藩篱消解,自我从中脱身而出,获得强烈自由感。

所以,当我们不再谈论“社会进步”,转而谈论“人民幸福”,就意味着从彼岸回到了此岸。著名的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曾这样解释“邓小平理论”:“啥叫社会主义,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。100个人里面,有98个人幸福,就是社会主义,剩下的那两个人,是自己不要幸福,没办法。”

个人幸福少了很多“超越”的精神快乐,但多了实在的身体快乐。鲍吾刚认为,谈论中国人的幸福观应该着重谈论社会幸福,可这似乎又与我们常说的“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、缺乏终极关怀”的判断相悖。其实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追求身体的幸福。眼下,幸福和“幸福指数”已经成为国内极热门的话题。除了内在追求和谐的必然逻辑以外,从外部似乎也有一些支持。

据说南亚小国不丹的国王是“国民幸福总值”的始作俑者。在西方的发展经济学里,GDP统计多年来一直遭受批判,因为GDP中不包括资源利用,不包括儿童教育,不包括妇女压迫,也不包括环境保护。从阿尔曼到诺德豪斯到阿玛蒂亚。森,都纷纷提出修正性的或者替代性的统计方案,比如“绿色GDP”,比如“能源GDP”。不丹国王的办法则是“国民幸福指数”,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,政府治理,经济增长,文化发展与环境保护。

这种指标的思想与GDP其实一脉相承,只是补充了不少内容。很多人会指责“政府治理”,“文化发展”这些指标都充满了“西方主义”的味道。自由民主、科学技术之类的指标是否具有普世性,这个问题大可以讨论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这一切与身体直接感受无关。

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最近开始制定“国民幸福指数”,就循着一条完全不同的思路。卡尼曼的讨论基于问卷,基于抽样调查,每一个样本都直接取自个人,都与身体感受有关,而不是从集体幸福里去推测。

小穆勒在200多年前就区分过“痛苦的苏格拉底”和“快乐的猪”这两种幸福,分别表示精神上超越的幸福和身体上快乐的幸福。诺齐克的“体验机”和普特南的“缸中之脑”假想则把这个命题推向极至。人体(甚至只要大脑)漂浮在巨大容器的营养液中,由一台“体验机”为我们提供刺激。如果机器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切快感,那么,你愿意选择这种幸福生活吗?

这里的关键问题是,你是否认为幸福只与自己的身体有关?

边沁就是这样认为的,原教旨的功利主义就支持这种观点,到了小穆勒,幸福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偏差。大家要把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联系起来,其中有几个经济学关节是不得不打通的。上世纪50年代,福利经济学通过萨维奇-柏格森-萨缪尔森的努力,建立起了“社会福利函数”,也就是说,在一系列严格前提假设下,可以通过社会福利函数,加总所有个人福利,得出社会总体福利。

这里面富有争议的地方是,个人幸福可以做总量上的比较,还是只能做边际上的比较。前者可以推导出“基数效用论”,后者是目前主流的“序数效用论”。如果我们有了“基数效用”,那么统计社会福利将大大地简化。但它也会导致悖论。

帕菲特就是这样嘲笑这种思想的。功利主义的基本观念是边沁所谓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”,那么是人就有一定量的幸福,我们应该努力把地球上的人数增加到200亿,塞满每一个角落。虽然每个人都不那么幸福,但我们如此确实做到了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”。

谁之幸福?何种快乐?

幸福一旦被指数化甚至数量化,那么我们很自然地会拿它做空间上和时间上的比较。

在当下,哪里的人最幸福?中国人还是外国人,城市人还是农村人?英国“新经济基金会”真的做了这样一份调查,满足了人们攀比的欲望。

这份名为《幸福星球指数》报告,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了次“幸福”大排名。排名榜里,中国人民的幸福程度排在第31位,在亚洲国家里仅仅排在越南(第12位)的后面,比日本(第95位)、韩国(第102位)和新加坡(第131位)人民要幸福得多。美国只有第150位。

这个结果让国内很多人感觉愤怒。中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要比日本、韩国低得多,可是报告竟说中国人比他们感觉更幸福。我们大可以从统计方法和调查手段等诸多方面质疑这份报告。不过我们不妨和排在更前面的越南做一下对比。要知道,越南的人均GDP刚刚超过650美元,而中国是1700美元。

最新的关于“快乐经济学”的调查研究,至少可以证明一个“假说”,即快乐与收入无关,不是正相关,也不是负相关,而是不相关。这可以叫“跑步机效应”,即经济发展了半天,到头来,幸福水平还在原地,甚至还可能倒退。我们无需为收入远低于发达国家而感觉比他们快乐而愤怒。快乐只是身体感觉,与收入不见得有关。《论语》里不就说过,“贤哉!回也。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;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”

这是一种横向的比较,同一时间不同人的快乐比较。可是虽然是同一时间,但不同人脑子里对幸福的判断可能大相径庭。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判断同一个词语,结果自然就没有意义了。

另一种比较可以是纵向的、历史的。我们现代人比起古代人来看,是更幸福吗?后一代人总比前一代人幸福吗?一个人往后的日子总比以前幸福吗?“进步论者”一般持这样的观点。认为至少总的来说,社会在发展,人们总会更幸福的。但反例举不胜举,晚景凄凉更是常态。

黄有光教授的实证研究表明,一个人一生的幸福水平似乎呈U型,中年以后逐步上升,正与生命周期内倒U型的收入水平相反。但即使这个命题成立,也只能适用于当前稳定的社会制度,不可能永远如此。

要知道,社会制度一直在变,人们对社会制度的认知也一直在变,故而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框架也一直在变。这不仅与诺奖得主海萨尼所强调的“信息充分的幸福”有关(我们确实远比古人多知道很多让自己幸福的手段),还与我们如何看待幸福、看待自己的身体有关。

我们已经无法对古人问卷调查。要思考他们的幸福,一是用现在的外部条件去套,去算,如同麦迪逊计算千年经济史一样,但这样做的要求是,我们必须沿用现代人的视野和思维,可古人并不一定这样想。还有一种思路是内在进路,尽力从古人留下的文字材料去探寻古人的内心感受。也许不能得到准确的可以利用的数据,但从对幸福的理解来看,似乎更为可靠一些。毕竟我们身体上感受幸福的能力,在这两千年里,比社会环境制度的变化要小得多。

古代人的幸福和现代人的幸福

追求幸福,后面似乎蕴涵着文化背景。曾经听过另一位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的讲座,谈论德国人和中国人在追求幸福时,对待身体的不同态度。

德国人很喜欢运动。快速散步(或者暴走)、踢足球、登山、马拉松等等,通过消耗身体获得精神上的极大满足。中国人似乎不喜欢运动,一动不如一静。中国人只喜欢坐着喝茶,冥想,西方人称之为“精神旅游”。即使偶尔散步,也是以微热不出汗为宜的。简单地说,中国人追求幸福的方式是“节约身体”的。

这种态度还表现在很多方面。举个例子,同样是“寻求灵感”这回事,西方人称为“等待缪斯女神”的光顾。德国哲学家似乎喜欢散步,比如走那条著名的“海德堡小路”,缪斯女神只有在散步时才会降临。但中国人更喜欢睡觉,等待先人或者鬼神托梦,似乎梦境是将自己与神秘联系起来的最好途径。

所以,幸福是与文化有关的。鲍吾刚就在书里指出,早在孔子之前,中国人就开始追求幸福。最初由巫师主管,后来由乐师主管,“乐”既是音乐,也是快乐。到了孔子以后,“礼”逐渐兴起,甚至成为孔子追溯商周传统的主要依据。礼是制度,乐是身体。礼乐之争,礼完全压倒了乐,也就是集体的制度规范压倒了个体的身体感受。在“六经”之中,《乐经》似乎完全没有流传。再后来,今文经学乃至一系列生发出来的政治哲学,背后无不以“礼”为核心标准。近年来,李泽厚一再强调“乐感文化”,就是想挖出这条长期被掩埋的线索吧。

在西方也是一样的,所以才有了尼采《悲剧的诞生》。尼采把逻格斯压倒酒神精神,整个这个理性化的演变过程,看作一场大大的悲剧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,逻辑脱离了身体,背离了原初的幸福。

也确实有很多间接的资料表明,过去历史上民间的幸福,农村的幸福,远不是依照书本上那些政治理想来的,只是他们难以记录和表达罢了。老百姓不在乎学者们是否要按照公羊学的“三代循环模式”重塑政治,这不管我们的事,你有你的幸福,我有我的。

这一代人的怕和爱

我们这一代人,很少会谈论什么幸福,而是更多地谈那些导致不幸福的事。现在公布的报告说,现代人的幸福主要包括住房保证,收入稳定,孩子争气,身体健康这四个方面。实在地,这几个方面达到一定的水平,并不能保证我们幸福,只是让我们少一点担忧和害怕而已。

我们既然很难界定和研究幸福,只能做减法,看看哪些因素使得当下中国人最不幸福。正如这些报告所说,住房担忧,失业担忧,教育担忧,医疗担忧和养老担忧是中国人的五大心病,这十余年来的改革,心病始终未除。而且我们可以想见,在未来的二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段里,这几点将始终是普通中国人的心病。

这几点,一般都与“钱”有关,但也并不总有关。一个人要幸福,必须每一点都达到一定的水平,否则想起那桩心事,幸福感就会大大地下降了。

但还有一些调查很有意思。从城市来看,杭州是排名第一的幸福城市,杭州人远比其他地方人幸福,杭州的下岗工人即使收入比上海的下岗工人还低,他们也更幸福。丽江是中国第二大幸福城市,人们争着去丽江,并非没有道理。成都,大连,苏州这些城市都名列前茅,并非这些城市人的心病较其他城市的人少,而是城市的休闲文化氛围似乎本身就带来了快乐。广州是一个公认的“恐怖”城市,但广州人的幸福水平一点都不低。相当然地认为“社会安全”会影响人们幸福程度的观念,可以休矣。

南方城市比北方城市幸福,女性的幸福水平比男性要高,公务员的幸福水平要比其他职业来得高,这些调查统计都符合我们的直觉。民工不和城里人比,残疾人不和健康人比,所以我们往往会低估他们的幸福。我们这一代有公认的“怕”,可也有私人性的“爱”。

盖洛普的统计表明,近年来,中国人的幸福水平先升下降。我们的收入肯定更高,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更多让我们“怕”的东西,从而感觉不幸福吗。也许这个解释部分地有效。房价在这几年里飞涨,学费也是,医疗体制则进行改革,有人估计说,当代中国的医疗保障体制已经全面破产。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大学的扩招,就业难问题也逐渐摆在人们面前。当代中国人越来越多地知道住房、工作、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的可怕,相对的可怕和绝对的可怕。

不过帕斯卡仍然认为,人终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。我们常常要生活在恐惧中,但我们相信自己的高贵品性,从而能获得简单而又高贵的幸福。给予我们最大幸福的,不是怕,而是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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